开放之初，霍英东每次到北京都要看一幅画，“在，心就比较踏实”
著名实业家，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曾讲到他在改革开放初期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他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一幅裸女壁画，竟被敏锐的香港企业家视作内地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在霍英东看来，“放”还是“收”？以小见大，“春江水暖鸭先知”，地处首都国际机场这样一个特殊场所的壁画，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内地开放的决心和尺度。
这事按现代人的眼光会觉得不可思议，可在当时却在情理之中。毕竟中国刚从十年文革走出来，许多人对政治运动还心有余悸，更何况像霍英东这样的准备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实际上，那时对内地的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长久性有顾虑的又何止霍英东一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幅壁画竟被赋予了政策风向标的特殊含义？它是在什么背景下由谁创作出来的？这幅画后来又引起什么样的争议和风波？
时任首都机场建设总指挥的李瑞环对袁运甫说：“我们有这么多艺术家，为什么不能搞搞创作呢？ ”
1978年，为了装饰刚落成的首都机场候机楼，时任北京建委副主任、机场建设副总指挥的李瑞环请来了江丰、张仃等著名美术家，让他们主持为机场创作壁画，并表示画什么，怎么画，都由艺术家们讨论决定。
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作者袁运生的哥哥，后来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在1978年受命担任首都机场壁画创作组副组长，他回忆：
大概1978年底的时候，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张仃先生找到我，要我参加首都机场壁画的创作小组。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召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其中有我弟弟袁运生。
李瑞环当时是机场建设总指挥，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家去，谈这个壁画的工作。李瑞环说，我们国家很穷，而且外汇储备很少，建机场的许多原材料都要到国外去买，难度很大，需要精打细算。比如说机场里边的墙面，都按外国机场的装修方法，要花很多钱。
“我们有这么多艺术家，为什么不能搞搞创作呢？”李瑞环说。
我听了感觉他早有想法，把壁画形式运用到机场，既省钱，又有文化意义，一举两得。
而且他还很懂艺术规律。当时在座的还有全国政协管文艺的领导同志，我们要向李瑞环汇报壁画创作的具体计划。关于什么题材，什么风格，李瑞环说：“你们艺术家去讨论，自己选定题材，文责自负就行了。”
这个自由度一直保持到最后，我们的画稿定出来要具体施工的时候，送去给李瑞环审批，他都不签字，说这是“艺术家的事，我没有资格来批准”。
画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最后定下来要画的，壁画总面积将近500平方米，除了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有张仃的《哪吒闹海》、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张国藩的《民间舞蹈》、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以及我的《巴山蜀水》等七幅。
一直画到1979年10月，首都机场壁画才正式揭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被认为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美术界的一个重大成就。
当时有海外媒体评论：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颇具艺术鉴赏眼光且思想开明的李瑞环对首都机场壁画当时就评价：“首都机场候机楼的竣工，将来大出风头的可能是美术，我觉得首都机场壁画的成功，不仅是给候机楼增添了光彩，也是对我们基本建设战线大型建筑今后到底怎么发展，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我和一些同志讲，就其广度来看，首都机场的美术，它在 历史 上所占的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将一定会超过费劲还大的建筑工程。”后来事情的发展验证了李瑞环的先见之明。
袁运生说，他觉得中国艺术，必须要过人体这一关，尤其是公共建筑，“不然中国永远觉得好像画人体就是件不得了的事情，老迈不出去这一步”
1978年9月底，机场候机大楼落成，按先前的安排，机场召开了隆重的竣工大会，当时给机场创作壁画的袁运生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中途，袁运生扯了扯坐在他边上的一个学生韩眉伦的衣角，小声说“走，走”，随后，同是袁运生的学生耿旭和曾小俊也悄悄跟了上来。
在路上，韩眉伦奇怪地问袁运生：“怎么没叫费老师和连老师（袁运生创作壁画的合作者）？”袁运生回答：“就别叫他们俩，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件事。“
“因为人多，传言就多，事就多。我就想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跑去把那个画了，因为这个事情在当时比较敏感。”袁运生说。
当时机场大楼门都锁着，袁运生带着几位学生绕过机场大楼找到一个两米高的窗户，沿着脚手架跳了进去。
整个机场候机大厅就只有他们四个人，韩眉伦对那次最精彩的观摩终身难忘，她后来回忆：”袁先生现场画，一笔没改，飞快地画完了，就半小时，我们都屏住呼吸。”
为了这半个小时，袁运生思索了很久。他说：“（画之前）我没有和谁商量，”，他从内心深处觉得中国艺术，必须要过人体这一关，尤其是公共建筑，“不然中国永远觉得好像画人体就是件不得了的事情，老迈不出去这一步。”
虽然中国已改革开放，但那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年代，别说裸体壁画，即使画人体模特都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
“我这么画还有另外的想法：中国在公共建筑上不能画人体，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既然改革开放了，这一步应该迈出来。”袁运生把自己的壁画当成是探路石，他说，“我就试一试”。
袁运生后来说，尽管改革开放已经拉开帷幕，但是局势还不是很明朗，他借此了解一下政策的尺度。“既然改革开放，在艺术上也应该有所表示有所解放，把含糊其词没有说清楚的东西，让它能够明了，我觉得我就是想做这么一件事，只要我做了，没问题了，那么大家以后就知道尺度是什么样的。”
为达成此事，袁运生在素描稿上做了一些调整。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华君武还问袁运生，“你这个是裸体吗”，袁运生指着人体素描外的一道线，暗示人物是穿衣服的。
“我不能让其他人有警觉，如果一开始我就说要画（裸体）的话，那肯定就没戏了。我还是有一点预谋的，当我在墙上画这两个人体的时候，我是借着有天下午大家都去开会，就剩我一个人的时候。”这样，新中国公共建筑上的第一尊人体诞生了。
多年后谈及此事时，袁运生说：“正因为当时刚改革开放，所以我在画的时候进行了这次尝试，如果通过了，那么将是一个思想上的巨大飞跃，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画这样一幅画。”
邓小平说：“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我看机场壁画很好，应该出画册，要是能在城里画一个更好，让老百姓都能看到。”
“泼水节”壁画完成之后，李瑞环来到现场。在这幅表现前卫的壁画前，有人赞赏，有人质疑，也有人担心，大家自觉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李瑞环。李瑞环稍作犹豫，然后说：“先把房间的窗玻璃和门用纸张糊起来，不让别人看到，等到领导人（邓小平）看完之后再由他来决定。”
1979年10月12日，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相继到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参观了这些壁画和其他绘画，很多领导和艺术家看到《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都非常激动，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纷纷叫好。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邓小平那天特别高兴，站在那幅画前，他看得很细致，然后说：“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陪同邓小平参观壁画的王震说：“这是科学。”李先念说：“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
邓小平接着说：“我看机场壁画很好，应该出画册，要是能在城里画一个更好，让老百姓都能看到。”
《人民日报》于1979年10月14日对此作了报道：
在新落成的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里，一批画作受到参观的中外人士称赞。有人说，它标志着中国壁画的复兴。美国著 名的东方艺术学专家科恩夫人参观后说，她相信北京国际机场一定会以她的壁画而闻名于世界。
这些大型壁画主要有：《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科学的春天》、《哪吒闹海》、《巴山蜀水》等。
最大的一幅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是用丙烯颜料绘制的。这幅壁画描绘的是傣族人民泼水节狂欢盛景。 这幅画由担水、分水、泼水、跳舞、沐浴、求偶等部分组成，共画了一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体形十分优美。
最近，邓小平、李先念、张廷发、谷牧、胡乔木等同志，以及轻工业部、文化部的负责人，相继到首都国际机场候机 楼参观了这些壁画和其他绘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这批作品每幅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题材。许多同志认为，这些壁画 是高质量的，是第一流水平的，它为整个机场建筑增添了光彩。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里突出提到首都机场壁画在艺术上取得的特殊成绩。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美术创作主要是政治题材，歌颂工农兵及 社会 主义建设成就等，原来被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山水花鸟及农村城市、 历史 题材等题材，都可以画了。文艺的春天到来了。
1979年年底，有人以中国美协的名义专门组织过一次现场批判会。因为画的是傣族女子，组织批判的人从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找来很多傣族学生，整整一车，拉到机场这幅画前面，让他们批判。
袁运生回忆，机场落成两个月他什么事都没做，每天光是在机场接待各路来访者。各类褒奖纷至沓来；1957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二年级读书时因个人言论被打成“右派”的袁运生，不仅获得了“平反”，更是调回阔别多年的母校任教。
尽管有领导人的充分认可和权威媒体的高度评价，但当时“文革”刚刚过去， 社会 上极左思潮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人们的思想深处还有不少禁锢，这幅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非议。
一些人认为，这幅画有伤风化，在机场候机厅这样的场所展现，会产生不良的 社会 影响。主张修改，不能出现裸体，或者不行就干脆撤掉。
有人当面跟袁运生提议：“可不可以给裸体女人画上裤子？”袁运生回答：“这是不行的，会在艺术史上留下难堪的一笔。”
有人激愤之下，要求公安部门以“流氓罪”将袁运生送到秦城监狱去。
更有甚者，有人提出：“是要一个傣族，还是要一个袁运生？”人为地将一个纯艺术范畴的问题上升到民族政治的层面，扣的“帽子”可谓至大至重。
1979年年底，有人以中国美协的名义专门组织过一次现场批判会。因为画的是傣族女子，组织批判的人特意从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找来很多傣族学生，装了整整一车人，拉到机场候机厅那幅壁画前面，让他们现场批判。
袁运生被要求来到了现场，他给同学详细地介绍了他创作这幅画的背景及寓意：这里画的是傣族的 历史 ，不是现在。泼水节的故事在傣族民间传说里，就是说有个魔王总是欺压百姓，后来被傣族少女杀死，人们泼水冲洗魔王留下的肮脏血迹。这幅画表达了傣族人民追求幸福的愿望，是很有诗意，很浪漫的。
听着袁运生一番富有诗意的描述，在场的傣族学生深深地融进画面所表现的美妙意境之中，大受感染，批判自然就无从谈起，只是一部分同学提出，这幅画要是能把傣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全面表现出来效果就更好了。
一场精心策划的批判会变成了一场艺术鉴赏会，搞得组织者进退维谷，尴尬异常。
后来，机场方面怕非议太大也为了平息批判者的怒气，特意用一层薄薄的纱衣将人体遮住，再后来，到1982年干脆用三合板做了一堵假墙体将其遮得严严实实。这一遮一挡转眼就是十年。
据袁运甫回忆：
一直到1990年9月，北京要开亚运会了，机场负责人把我找去，让我看看这些壁画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补。我趁机说到了这副被遮挡了十年的画。我建议把挡板拿掉，我说，小平同志都说过这幅画好，还怕什么？
机场负责人也知道中央领导都看过壁画，听我这么一说，也就下了决心，说，袁先生您看着办吧，我们只要干净好看就行。我就从美院找来十几个学生，把挡板拿掉了，只用了半天时间。
那一块“敏感”画面就这样重见天日，色彩因为墙体的保护依然格外鲜艳。这7幅机场壁画的作者当时都是中国非常知名的艺术家，极一时之盛，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业内有人估价：每幅也要超过千万元。尤其是其中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几乎成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里程碑”，这幅作品的创作意义，艺术价值以及在世界的影响，说她价值连城并不为过。
袁运生多年后感叹道：“我们常常等一件艺术品被破坏后才意识到它的价值。应该吸取 历史 的教训，当代如果不重视机场壁画，那后代的人怎么来了解、研究我们现在这段 历史 ？”
正如袁运生当年谈他创作壁画的初衷所说的：“既然改革开放，在艺术上也应该有所表示有所解放，……。”当年的机场壁画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轰动效应，尽管争议不断，反对声也很激烈，但她就像一只报春鸟，预示着改革开放后艺术春天的到来。大家从一开始惊异、愕然、不理解慢慢开始理解、接纳、欣赏，这一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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