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底,率领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将领是?

   更新日期:2024.05.04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2004年8月7日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奉中央军委之命挺进大别山55周年纪念日。55年前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建立大别山根据地遭受了艰难困苦和付出了巨大牺牲。仅以此文纪念那次举世闻名的南征。

1947年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4万人,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下一举渡过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7日,刘邓所部又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了艰苦的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在战略全局上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自身也经历了解放战争史上可谓是最艰难的历程,全军上至统帅刘伯承、邓小平,下至普通战士都经受了比全国同一时期所有战场都要严峻的考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第一,大别山斗争的艰难,在於大别山的敌情自始就极为严重,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由於大别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必然成为国民党与我军拼死争夺的重点。刘邓大军一南进,蒋介石就派出了23个旅的兵力急起直追,后又与刘邓部队在大别山死死纠缠,决心乘我军在大别山立足未稳之际,将我主力击溃,驱逐出大别山。1947年11月初,国民党又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集中15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及海军、空军部队,大举围剿大别山,其中包括极善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强的桂系主力7军、整48师等精锐部队,并委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主任,主持“进剿”大事。白崇禧到任后,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所谓“总体战”对付我刘邓野战军,依靠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大别山周围对国民党有利的交通条件,集中兵力,分进合击。
第二,刘邓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远离根据地,失去了后勤供应,处境十分艰难,加之长时期连续作战,得不到休整,战斗力也大为削弱。
刘邓野战军在鲁西南战役中苦战28天,虽取得重大胜利,但自身也遭受严重伤亡(1.3万人),急需得到休整。但由於当时陕北敌情严重,党中央处境困难,中央急盼刘邓尽早向大别山出动以调动敌人。在此情况下,刘邓率全军取消休整,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踏上了千里征途。进入大别山后,远离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失去了后方支援,严重的困难一个个迎面而来。一是伤病员无处安置,没有医药治疗,而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反动民团、政治土匪则专门寻找我军伤病员安置地,一旦发现就用残忍的手段将他们杀害,这对於我军士气有很大的影响,部队指挥员多有消极避战思想。二是武器、兵员得不到补充。刘邓大军千里征战进入大别山,人困马乏,弹药奇缺,一方面由於远离根据地,后方供应不上,兵员得不到补充,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大的胜利,装备难以改善,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三是粮食补给困难。四是因敌情严重,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没有休整机会,致使战斗力日趋削弱,士气也难以得到提高,逃跑现象一直十分严重。据统计,刘邓先后进入大别山的兵力(不包括后来开辟江汉和桐柏根据地的中野第10、第12纵队)应在14万以上,而到1947年11月底,刘邓野战军已降为9.1万人,除去转为军区武装的两万余人,部队已减员3万,其中被俘8000人①。而到1948年2月,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时,全部野战军只有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刘邓部队此时已降为不足7万人②。即大别山半年征战,由於战斗伤亡、被俘、逃亡等原因,部队实际减员7万人以上,需要说明的是由於这一时期我军主要采取避战方针,所以战斗伤亡并不严重,部队减员主要是因病和逃亡,而逃亡严重即由於当时斗争的特别艰苦。回顾历史,我们还知道这样一组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开始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的半年内,野战部队由103万增加到149万,增长了45%以上。而刘邓野战军却由反攻前的27万(第8纵队两个旅约一万人参加外线出击)降为不足15万(包括陈谢兵团)。由此我们不难想像,为完成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经受了怎样的严峻考验,作出了怎样的牺牲。
第三,大别山的地理特点,不适合我军大部队运动作战,因而严重阻碍了我军战略任务的完成。
大别山位於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该地区山脉重叠绵亘,茨蔓杂生,崇岭深谷,人烟稀少,从总体上看,不适合大兵团运动作战,仅适於游击战争。对此,蒋介石也认为大别山的地形特点,与陕北、山东相比,非常不利於我军作战,而是国民党“陆海军联合作战最理想的环境”③。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由於山路崎岖,部队运动遇到很大困难。部队上山,大炮、辎重都要战士抬著走,行军速度大为减慢。而国民党利用大别山周围交通便利的特点,却极易调集兵力并积极寻机与我军主力决战。我军进入大别山初期,在敌情并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於9月间三次企图围歼敌58师、85师,都因部队不适合山地作战,调动不及时,而未能达到目的。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转战半年,仅在1947年10月勉强进行过两次成功的歼灭战,这就是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此后就再也没有捕捉到战机。解放战争史表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打破敌人进攻,一般只能靠运动作战来歼灭敌人,国民党军队则靠人多势众,猬集一团,与我打消耗战。我军在大别山因为几乎不可能进行运动战,所以大量歼敌的目标一直未能实现,敌人的“进剿”也就难以打破,所剩的只能是分散进行运动游击,整天被敌人追著打了。1947年12月,我军大别山部队被迫进行分兵,留下的三个纵队六个旅在邓小平、李先念指挥下只好采取以旅为单位的分散活动方式,与敌人在大别山周围兜圈子,过起了紧张的游击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地的巩固就无从谈起了。
第四,大别山地区的群众条件不利於我军在此立足。
大别山地区的确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都先后在此建立过根据地,但由於我党在此建立根据地后接著又进行转移,每次撤走后,国民党都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实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实行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农村革命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刘邓部队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往山裏跑。部队行军打仗,别说老百姓支前抬担架,就连找个向导都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为了防止革命势力再起,国民党在此建立了牢固的统治基础,实行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并建有各级民团组织。特别是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指挥的被称作“小保队”的保安队,更是一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武装,他们不但熟悉当地风俗民情,且熟悉我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对人民的危害更大、更残酷。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也深受其苦,特别是我们的伤病员更是经常遭到他们的残害。此外国民党桂系部队在此长期驻扎,经营20多年,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娶的媳妇都是当地的,因而统治基础十分深厚。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发动群众的工作极难进行。
第五,大别山的气候和经济条件对我军明显不利。
位於淮河以南的大别山地区,地理上属於南方。刘邓部队除上层指挥员外,广大中下层指战员都是北方人,他们虽有著丰富的适应北方气候的作战经验,但对大别山的环境却很不适应。拿当时战士的话说,就是进入大别山,“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吃惯了小米、山药蛋的北方大汉,南方的大米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粮食自给不足,穷苦人家自己都吃不上饭,加上老百姓又不敢接近我军,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由於敌情严重,部队几乎天天行军作战,并且常常是一天要走上百里,还是饿著肚子打仗。当时不但部队缺粮,就是刘邓首长和野司机关也是经常断粮。再者,大别山区水田居多,到处是田塍小路,北方战士很不习惯,车炮全仍掉了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加之南方多雨,北方带去的布鞋经不住水泡,穿不几天就烂透了,战士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又需连续行军作战,部队真是苦不堪言。另外,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又没有药治,为此病死的不在个别。由於不服水土,腹泻、疥疮也是对指战员的一大肉体折磨。
饥饿,草鞋,毒蛇,敌情,无处安置的伤病员,一部艰苦卓绝的悲壮史诗!
1948年2月,邓小平奉中央军委之命率三个纵队转出大别山,欢迎人群见到的出山部队“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乱发蓬散,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④而作为全军统帅的邓小平也是“衣著陈旧,又黑又瘦,唯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⑤

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除去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之外,还有许多致胜因素和成功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在这一斗争历程中,刘伯承、邓小平和广大指战员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自觉性、革命责任感和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艰苦奋斗的斗争精神。
不要后方依托,不靠根据地接济,勇敢地向敌后远距离大规模出击,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是异常大胆的一著险棋,稍有不慎,全军覆没是非常可能的,即使不完全失败,部队被打散或损兵大半被迫退回的可能性也很大。刘邓部队发起鲁西南战役后,毛泽东因当时部队久攻羊山集不下,为确保已取得的战略主动权,7月23日致电刘、邓、陈、粟、谭(震林),建议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华野叶飞、陶勇两纵队南渡长江“创立闽浙赣根据地⑥,“但陈粟、刘邓均主张仍在内线作战,尔后有依托地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挺进”⑦。鉴於鲁西南大战后部队十分疲劳,急需休整,对补入的战俘还要进行政治教育,刘邓决定部队於8月15日以后开始新的战役行动。为此7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陈、粟等,同意刘邓休整半个月后,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接到中央密电后,刘邓立即复电中央,决定大军“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⑧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麼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⑨刘伯承也指出:“我军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的一切考虑,都必须服从这一战略全局。”⑩大军随之取消休整,提前於8月7日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
从上述进军大别山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全军上下在没有做好物质和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为调动敌人回防中原以解中央和陕北之围而做出的决定。在这裏刘邓首长和全军指战员表现出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自觉性,以及为了革命胜利甘愿赴汤蹈火不避艰险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其次,刘邓大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能夺取大别山斗争的胜利,还在於军事上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一、正确处理打胜仗与占地盘的关系,“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B11,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二、针对大别山的具体敌情,将消灭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放在重要地位,对还乡团、政治土匪、民团进行坚决消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三、根据我在大别山无后方作战的实际,严格掌握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慎重选择作战物件,每次歼敌以一个团或一个营为目标,积小胜为大胜。四、根据敌情变化及时实行分遣与集结相结合的战术,积极主动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消灭反动地方武装,集中以对付敌人主力,寻机进行歼灭战。五、在强大敌人进攻时,采取灵活的“避战”政策,争取战略主动。正如邓小平所说:“在强敌进攻下,一切为了站稳脚跟。”部队“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从而达到在战略上牵制敌人,掩护兄弟兵团大力歼敌的战略目的。
最后,大别山斗争能取得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得以坚持,并胜利完成创建江汉、桐柏两个根据地的任务,又最大限度避免了我军的伤亡、减员,还是刘伯承、邓小平具有高度责任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实事求是地分析斗争局势,大胆采取适合斗争实际的战略、策略的结果。刘伯承、邓小平戎马一生,既有很高的军事素养,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军事指挥上,总是能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军委的部署,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一作风在大别山斗争中也充分得到了体现。
1948年1月26日刘邓根据大别山敌人兵力强大,我军无法集中作战,大别山斗争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而让三个主力纵队困守于此与国民党转山头、打游击、拼消耗的做法於战局发展无多大意义的实际,向中央建议将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中央军委很快同意了刘邓关於主力转出大别山的建议,2月7日复电刘邓,指示他们撤到淮河以北。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调整了部署,在中原实行了统一指挥,中原三军在中原局统一领导下,依托豫西和豫皖苏两大解放区,背靠老根据地,准备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而刘邓所部在休整补充(三万新兵)以后,增强了战斗力,并於1947年4月、5月先后进行了宛西、宛东战役,於6月底、7月初协助华东野战军进行了豫东战役,于7月初胜利进行了襄樊战役,先后歼敌十几万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战局,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准备了条件。应该说这一局面的取得与刘邓的正确建议有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发生於55年前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战略举措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转折起了重要的作用,影响所至,关及历史进程。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伟大任务,刘邓所部经受了严峻考验,付出了较大代价,他们团结一致勇挑重担和为了全局利益、牺牲自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3万人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

司令员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参谋长是李达。

刘伯承、邓小平

刘伯承、邓小平吧!

  • 17197176928 :刘邓大军南下是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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