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誓死保卫彭德怀的八路军，后来却当了韩国警察，1958年神秘死亡
更新日期：2024.04.28
在抗日战争中，由日军朝籍战俘和朝鲜抗日志士中的左翼人士组成的朝鲜义勇军，曾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八路军麾下并肩作战。抗战结束后，这群人又开赴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参与了东北民主联军和朝鲜人民军的组建。其中有一个人却跑到韩国，还用他在八路军那里学到的游击战术围剿南劳动党游击队和人民军残部游击队，此人就是曾任韩国第18战斗警察大队长的车一赫。
有些人肯定要说了，他是一个朝鲜叛徒。不，不是的！
车一赫，原名车容哲，1920年出生于朝鲜忠清南道的洪城郡（位于韩国），16岁时进入洪城技术职业学校学习，如果不出意外，他本该将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一名普通技术工人。然而车一赫生性脾气暴躁又好打抱不平，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殴打了一个专门找朝鲜老师麻烦的日本侦探，因而被日本占领当局通缉，为了逃避追捕，车一赫选择了流亡中国的上海。
在车一赫出国前夕，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许导致了他之后从义勇军叛逃。当他跑到一处山上躲避军警追捕时，意外邂逅了一名年轻女士并与她一见钟情。经过交谈才知道，这位女士居然是伪警察中尉高英俊的养女，但两位意志坚定的年轻人还是私定了终身，车一赫在前往上海前，向这位自己未来的夫人发誓，自己以后肯定会回来找她。
当时的上海聚集着许多从事独立运动的朝鲜流亡人士，其中包括毕业于黄埔军校、独立组织“义烈团”的成员金成洙，金成洙是因为20岁的时候召集一帮学生、农民进行反日斗争而被迫流亡上海，所以他对有着类似经历的车一赫极为欣赏。在两人见面之初，金成洙就直截了当地向车一赫发问：“听说你要参加独立运动，是真的吗？”
在得到车一赫的肯定回答后，金成洙便利用自己的关系，将车一赫推荐到在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韩人班学习。为了掩人耳目、保护家人，在学校里车一赫化名“金哲”。金成洙对车一赫是如此之信任，以至于当后者向他坦白自己可能会是个韩国伪警察的女婿时，他对此完全不在意，并表示自己一直会把车一赫当作儿子和弟子看待。
车一赫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军中央军，成为了一个炮兵连长，并参加了淞沪会战等抗战初期的战役。当韩国独立志士金元凤（黄埔四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组建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组建韩国义勇队时，车一赫也欣然前往加入。不过因为与金元凤理念上的不合，车一赫又追随独立运动左翼领袖朴孝三（黄埔四期，后任人民军第9师团长），加入了总部在太行山区的朝鲜义勇军。注：朝鲜义勇军的经历比较复杂，简单介绍一下。在武汉会战末期，国民政府和在武汉的朝鲜青年协商后，在1938年10月10日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参加抗日斗争。当时的朝鲜义勇队总共才200余人，总队长是金元凤，政治组长金学武，下设两个区队，一区队长朴孝三，二区队长李益星（人民军第6师团长）。到1939年时，朝鲜义勇队扩充为三个支队，朴孝三、李益星、金世日分别任一、二、三支队长，人数也增加到314人。
由于蒋介石对抗战日益消极的态度以及朝鲜抗日人士内部矛盾，加上八路军朝鲜籍名将武亭的号召力，朴孝三等人决定北上，与八路军共同抗日。朴孝三等人遂率所部100余人北上来到太行山，与八路军129师385旅会合，受到旅长陈锡联的热烈欢迎，随后转去129师师部，见到了刘伯承，番号改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支队长朴孝三，副支队长李益星，政治指导员金学武，归属八路军建制。
而国民政府趁机以此为由，将剩余的朝鲜义勇队合并进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由池青天担任总司令的光复军，金元凤任副司令。
党中央和八路军对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给予了极大的关怀，1941年8月在桐峪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建立干部训练班，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任校长，副校长陈光华，崔昌益（后来的朝鲜副首相）、石正等为委员，专门为朝鲜义勇军培训从事武装反日斗争的军事干部。
加入义勇军后，车一赫又曾先后化名车哲、车庸哲，由于后来在韩国警界任职，车一赫从来不跟任何人讲起他在八路军期间的经历。只有一次，在讨伐游击队胜利后，面对属下的恭维，车一赫说，我的枪法和炮兵技术，那可是武亭亲手传授的啊。
车一赫非常忌讳谈八路军时期的经历，这一次脱口而出说到武亭，可见武亭对他的巨大影响。这也和当时的情况相符，武亭在朝鲜义勇军中有着巨大威望，这些朝鲜的热血青年对这位前辈都非常敬仰。武亭最早加入红军是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彭德怀不仅是他的老上级也是他的好友。在武亭的影响下，朝鲜义勇队河北支队对彭德怀也是非常尊敬和崇拜，这很快在一场战斗中表现出来。
1942年5月，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设计了“C号作战计划”，妄图消灭我八路军指挥机关及高级指挥人员，捣毁华北八路军指挥系统。5月14日，岩松义雄率领第1军第36师团主力及第69师团一部共7000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发动了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所在的太行山区的大扫荡。八路军总部紧急转移，在十字岭被围困。彭德怀和左权果断决定，总部各机关分散突围，跳出日军的合击圈。彭德怀率部向西北，罗瑞卿率部向东南，杨立三率部向北，而左权自己坚决要求留下来断后。
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也主动要求留下来阻击，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了罗瑞卿，终于得到允许。支队长朴孝三遂率100多名队员高喊着“保卫总部、保卫彭副司令”的口号，投入战斗。经历十字岭突围的老同志回忆道：“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担心这支受过专门训练、懂日语的国际队伍受到损失，再三告诫：我们同生死共患难，但不能同归于尽。希望你们杀敌时注意保护自己。罗瑞卿把阻击东面敌人的任务，交给了朝鲜义勇军的同志们。这些朝鲜同志接到命令以后，马上分成两队，奔向东面的山头。他们总共只有100多人，而敌人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敌人遭到这个突然的打击，便仓惶地集中火力向义勇军的阵地射击。这样就给我们造成了条件，使我们得以摆脱敌人的尾追，向黑龙洞方向突围。”在激战中，陈光华、石正和左权一起在十字岭英勇牺牲，车一赫也在战斗中负伤。要知道和石正同为随军学校委员的崔昌益后来可是朝鲜副首相，担任副校长的陈光华和武亭一样，是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
1942年7月，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改编为朝鲜义勇军，武亭任司令员，朴一禹（崔昌益之前的副首相，还担任过人民军次帅）任政委，朴孝三任参谋长。
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车一赫一直在武亭率领下在刘伯承麾下参与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历次反扫荡作战。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第6号命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朝鲜义勇军和朝鲜独立同盟的全体人员3000余人随同中共中央编组的首批“东北干部工作队”一起，从延安出发，直奔东北。到东北后，经过与苏军的交涉，朝鲜义勇军编为七个支队（实际成立了四个，一、三、五、七支队），其中武亭、崔昌益和第一、三、五支队先去了朝鲜。剩下的朝鲜义勇军人员编为朝鲜团、朝鲜营、朝鲜连，编入东北民主联军。
但是车一赫却在这个时候脱离队伍，独自一人跑回了南韩，一般都认为他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爱人。车一赫也成为了朝鲜义勇军中唯一一个去了韩国的人（国民党那边的朝鲜义勇队，有很多人去了韩国）。
找到自己的爱人，车一赫见到了刚被释放出狱的恩师金成洙。在金成洙的引荐下，车一赫加入了由一帮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自由 社会 建设者联合会，这帮人虽然也都是持反日立场的独立斗士，但思想也都比较激进，和朴宪永等左翼人员不合。
加入联合会后，有仇必报的车一赫手持左轮手枪，在大街上找到了当年通缉他的日本侦探，这个日本人正好滞留朝鲜，等待分批回国。车一赫连开六枪将其击毙，横尸街头。这下，刚回国的车一赫就闯下了弥天大祸，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杀人，杀的还是得到美军庇护的日本人，于是车一赫遭到美国军政府通缉，不得不逃到三星集团在全罗北道全州市的一处工厂内，担任保安部长兼劳工事务部长，并改名为车一赫。由于帮三星集团成功肃清了工厂内闹事的左翼劳工组织，车一赫被吸收入了由原韩国光复军总司令池清天组织的大同青年团。
大同青年团是一个得到韩国李承晚政府暗中支持的右翼准军事组织，专门替军警教训不听话的左翼民众，甚至亲自操起屠刀滥杀无辜。朝鲜战争爆发后，韩国的左翼游击运动再次活跃起来，为了镇压游击队，1950年12月，经池青天及韩军将领宋成浩的推荐，车一赫被授予陆军上尉军衔，奉命指挥第18战斗警察大队。
战斗警察是美国顾问在原韩国国家警察的基础上组建的武装警察部队，火力更为强大，专门用于讨伐游击队。
由于战斗警察的指挥官大多系旧日军军官或是北方流亡分子，因此动辄对无辜平民和战俘大开杀戒，名声很不好。相比之下，车一赫就完全显得是一个另类，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日本人，不但和同僚格格不入，在参加饭局时从来不允许手下唱日本歌曲，也从不允许手下杀害俘获的游击队员。
因为曾长期在八路军指挥下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缘故，车一赫深知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争取民心上的重要性，于是他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自己部队的准则。朝鲜战争中的韩国破天荒地出现了一支讲军纪的警察部队。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下属：“游击战的胜负，关键在于争取民心，使敌人无法加以利用。” 因此在执行讨伐任务时，无论发生什么状况，车一赫都严禁手下对无辜平民施加任何暴行，并尽量将平民与游击队隔绝开，使其无以依靠。
车一赫同时总结道：“游击战依赖险要地形，与普通阵地战不同，先暴露行踪者先吃亏。”因此在讨伐游击队时，他不会漫无目的地搜山来暴露己方部队行踪，而是常埋伏在游击队可能会经过的道路旁，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为了调动游击队，他还会大胆启用由游击队俘虏组成的特殊小分队，来摧毁他们的藏身之所和后方仓库。
1950年12月27日，车一赫指挥受训才一周的第18战斗警察大队匆忙投入战斗，并首战告捷以伤亡8人代价打死42人、俘虏10人。在1951年1-3月的七宝发电厂保卫战中，车一赫指挥三个连的战斗警察顶住了2000名游击队员的围攻，并以伤亡35人的代价，打死72人、俘虏23人，事后第18大队被美国顾问评估为战斗力最强的战斗警察大队。
在这之后，作为全罗道的反游击战救火队，车一赫转战各地，连续击败金明焕指挥的游击兵团、南部军井邑部队、李相铉指挥的南部军主力，攻克被称为“莫斯科堡垒”的游击队蒲郡郡据点，总之是他走到哪里，当地游击队就会被连根拔起。指挥过车一赫的韩军第8师团长崔荣喜、第11师团长崔德新都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
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崔荣喜是在1944年于日本专修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日本陆军工兵学校的，次年任日本陆军工兵少尉，属于日军在战争末期紧急征召的那批人，没啥战斗经验。进入韩国陆军后，崔荣喜连游击队都没讨伐过，但因为他回国后在军事英语学校（即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成了韩国首批培养的110名军官之一，因此在1950年4月就出任第15联队联队长。10月，因为跟随白善烨“光复”汉城有功，出任第1师团副师团长。1950年12月，崔荣喜代替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惨败给42军的韩军第8师团师团长李成佳，出任第8师团师团长，可谓官运亨通。可是，李成佳被志愿军42军揍得找不到北，崔荣喜也没好到哪去。1951年2月的横城反击战，韩军第8师团被志愿军全歼，崔荣喜侥幸没有当俘虏。
崔德新来头要比崔荣喜大，他和车一赫一样，1936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是比车一赫早一期的同校同学。接下来崔德新的履历在韩军高级将领中就有点吓人了，他当过孙立人的新1军第38师的营长。不过他这个新1军的营长是唬人的，崔德新只不过是第38师新兵营营长，没有在缅甸打过仗。日本投降后，孙立人给了崔德新一个上校参谋的虚职，随后崔德新就率从投降日军中甄别出3000余名朝鲜裔士兵，回了南韩，后来出任韩军第11师团师团长，这个师团战斗力很差，只能打打游击队。
车一赫和崔德新学习期间资历相当，但车一赫毕业后就参加了淞沪会战，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后来又在八路军中参加了4年多的抗日斗争，虽然没法搞清他当时的职务，但他参加淞沪会战的经历，决定了他肯定不可能是一个普通队员。战斗经验，车一赫比崔德新丰富多了；至于崔荣喜，更是没法和车一赫比。因为八路军的经历，车一赫连韩国陆军都进不去，只能混在战斗警察部队，但军事水平却足够让两个韩军师团长开开眼了。（我们就不说方虎山、武亭这样的大佬了，朴孝三、李益星是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的正副支队长，后来都是人民军的师团长，而朝鲜战争初期韩军的那些师团长在他们两个面前完全是新兵蛋子，这也是朝鲜战争初期韩军不堪一击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51年冬，韩军名将白善烨对智异山游击队的大讨伐中，车一赫第18大队再立战功，宣称击毙1317人、俘虏375人。但受过去身份的限制，车一赫始终得不到提升，直到1953年5月15日，车一赫才被晋升为大领（即上校，有个读者向我提出，既然用韩军的编制师团、联队，那军衔建议也用韩国人自己的称呼大领、中领、少领），担任西南地区战斗警察第2联队长，并奉命追剿一直坚持在这里、已经陷入绝境的南部游击军司令部李相铉。
1953年9月18日，通过捕获李相铉的警卫员，车一赫锁定了李相铉的位置，并亲率搜索队在当晚11点的交火中将其击毙。当时有传言，李相铉是被来自后方自己人的子弹所击中牺牲，1990年车一赫的儿子出版了他父亲的回忆录，驳斥了这种说法。事后第2联队被授予三枚太极武功勋章，但车一赫却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一枚也没收到。
战争结束后，车一赫被任命为忠州警署署长，在职期间，他创办了忠州男子职业技术学院，帮助伤残军人及被释放的游击队俘虏获得一技之长好重返 社会 。但由于游击队已经基本失败，失去了利用价值的车一赫，因为曾多次对游击队俘虏网开一面，居然被李承晚当局认定是左翼分子，只是因为击毙了李相铉，他才得以保住性命，并被降职为一个没有实权的派出所长。
1958年8月9日星期六，车一赫和往常一样，在下班后带着家人去湖边游玩，结果在唱着《伏尔加之歌》潜入水中后却再也没浮上水面，据有关部门事后调查他是死于心脏麻痹。可是很多人不认同这一调查结论，因为车一赫水性很好，也从来没有过心脏病的前科，有人认为是自杀，原因则多半和仕途不顺、遭受政治打击、在左右阵营都不讨好等有关。有人认为不可能是自杀，是死于暗杀，因为车一赫对仕途看得并不重，但也缺乏证据。
车一赫死后，关于他的事迹就如同水蒸发一样不再有人提起，一直到几十年后，他的名字才再度流传开。先是1998年，因车一赫争取而被保存下来的华严寺在寺内为他立了一块碑，到2013年，他的遗体又被转移到韩国国家公墓保存，2005年韩国官方还发行了纪念车一赫的纪念邮票。到如今，车一赫的孙子是一名普通的戏剧导演，曾制作过关于他祖父的戏剧作品。
对于我们来说，车一赫虽然是朝鲜战争时期的韩国警察，镇压过游击队，但他从来没有和志愿军作战过，而且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做出过贡献。所以，车一赫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一个回到自己家乡的失散的老朋友。
本文作者：迪尔，“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有些人肯定要说了，他是一个朝鲜叛徒。不，不是的！
车一赫，原名车容哲，1920年出生于朝鲜忠清南道的洪城郡（位于韩国），16岁时进入洪城技术职业学校学习，如果不出意外，他本该将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一名普通技术工人。然而车一赫生性脾气暴躁又好打抱不平，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殴打了一个专门找朝鲜老师麻烦的日本侦探，因而被日本占领当局通缉，为了逃避追捕，车一赫选择了流亡中国的上海。
在车一赫出国前夕，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许导致了他之后从义勇军叛逃。当他跑到一处山上躲避军警追捕时，意外邂逅了一名年轻女士并与她一见钟情。经过交谈才知道，这位女士居然是伪警察中尉高英俊的养女，但两位意志坚定的年轻人还是私定了终身，车一赫在前往上海前，向这位自己未来的夫人发誓，自己以后肯定会回来找她。
当时的上海聚集着许多从事独立运动的朝鲜流亡人士，其中包括毕业于黄埔军校、独立组织“义烈团”的成员金成洙，金成洙是因为20岁的时候召集一帮学生、农民进行反日斗争而被迫流亡上海，所以他对有着类似经历的车一赫极为欣赏。在两人见面之初，金成洙就直截了当地向车一赫发问：“听说你要参加独立运动，是真的吗？”
在得到车一赫的肯定回答后，金成洙便利用自己的关系，将车一赫推荐到在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韩人班学习。为了掩人耳目、保护家人，在学校里车一赫化名“金哲”。金成洙对车一赫是如此之信任，以至于当后者向他坦白自己可能会是个韩国伪警察的女婿时，他对此完全不在意，并表示自己一直会把车一赫当作儿子和弟子看待。
车一赫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军中央军，成为了一个炮兵连长，并参加了淞沪会战等抗战初期的战役。当韩国独立志士金元凤（黄埔四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组建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组建韩国义勇队时，车一赫也欣然前往加入。不过因为与金元凤理念上的不合，车一赫又追随独立运动左翼领袖朴孝三（黄埔四期，后任人民军第9师团长），加入了总部在太行山区的朝鲜义勇军。注：朝鲜义勇军的经历比较复杂，简单介绍一下。在武汉会战末期，国民政府和在武汉的朝鲜青年协商后，在1938年10月10日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参加抗日斗争。当时的朝鲜义勇队总共才200余人，总队长是金元凤，政治组长金学武，下设两个区队，一区队长朴孝三，二区队长李益星（人民军第6师团长）。到1939年时，朝鲜义勇队扩充为三个支队，朴孝三、李益星、金世日分别任一、二、三支队长，人数也增加到314人。
由于蒋介石对抗战日益消极的态度以及朝鲜抗日人士内部矛盾，加上八路军朝鲜籍名将武亭的号召力，朴孝三等人决定北上，与八路军共同抗日。朴孝三等人遂率所部100余人北上来到太行山，与八路军129师385旅会合，受到旅长陈锡联的热烈欢迎，随后转去129师师部，见到了刘伯承，番号改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支队长朴孝三，副支队长李益星，政治指导员金学武，归属八路军建制。
而国民政府趁机以此为由，将剩余的朝鲜义勇队合并进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由池青天担任总司令的光复军，金元凤任副司令。
党中央和八路军对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给予了极大的关怀，1941年8月在桐峪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建立干部训练班，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任校长，副校长陈光华，崔昌益（后来的朝鲜副首相）、石正等为委员，专门为朝鲜义勇军培训从事武装反日斗争的军事干部。
加入义勇军后，车一赫又曾先后化名车哲、车庸哲，由于后来在韩国警界任职，车一赫从来不跟任何人讲起他在八路军期间的经历。只有一次，在讨伐游击队胜利后，面对属下的恭维，车一赫说，我的枪法和炮兵技术，那可是武亭亲手传授的啊。
车一赫非常忌讳谈八路军时期的经历，这一次脱口而出说到武亭，可见武亭对他的巨大影响。这也和当时的情况相符，武亭在朝鲜义勇军中有着巨大威望，这些朝鲜的热血青年对这位前辈都非常敬仰。武亭最早加入红军是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彭德怀不仅是他的老上级也是他的好友。在武亭的影响下，朝鲜义勇队河北支队对彭德怀也是非常尊敬和崇拜，这很快在一场战斗中表现出来。
1942年5月，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设计了“C号作战计划”，妄图消灭我八路军指挥机关及高级指挥人员，捣毁华北八路军指挥系统。5月14日，岩松义雄率领第1军第36师团主力及第69师团一部共7000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发动了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所在的太行山区的大扫荡。八路军总部紧急转移，在十字岭被围困。彭德怀和左权果断决定，总部各机关分散突围，跳出日军的合击圈。彭德怀率部向西北，罗瑞卿率部向东南，杨立三率部向北，而左权自己坚决要求留下来断后。
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也主动要求留下来阻击，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了罗瑞卿，终于得到允许。支队长朴孝三遂率100多名队员高喊着“保卫总部、保卫彭副司令”的口号，投入战斗。经历十字岭突围的老同志回忆道：“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担心这支受过专门训练、懂日语的国际队伍受到损失，再三告诫：我们同生死共患难，但不能同归于尽。希望你们杀敌时注意保护自己。罗瑞卿把阻击东面敌人的任务，交给了朝鲜义勇军的同志们。这些朝鲜同志接到命令以后，马上分成两队，奔向东面的山头。他们总共只有100多人，而敌人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敌人遭到这个突然的打击，便仓惶地集中火力向义勇军的阵地射击。这样就给我们造成了条件，使我们得以摆脱敌人的尾追，向黑龙洞方向突围。”在激战中，陈光华、石正和左权一起在十字岭英勇牺牲，车一赫也在战斗中负伤。要知道和石正同为随军学校委员的崔昌益后来可是朝鲜副首相，担任副校长的陈光华和武亭一样，是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
1942年7月，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改编为朝鲜义勇军，武亭任司令员，朴一禹（崔昌益之前的副首相，还担任过人民军次帅）任政委，朴孝三任参谋长。
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车一赫一直在武亭率领下在刘伯承麾下参与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历次反扫荡作战。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第6号命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朝鲜义勇军和朝鲜独立同盟的全体人员3000余人随同中共中央编组的首批“东北干部工作队”一起，从延安出发，直奔东北。到东北后，经过与苏军的交涉，朝鲜义勇军编为七个支队（实际成立了四个，一、三、五、七支队），其中武亭、崔昌益和第一、三、五支队先去了朝鲜。剩下的朝鲜义勇军人员编为朝鲜团、朝鲜营、朝鲜连，编入东北民主联军。
但是车一赫却在这个时候脱离队伍，独自一人跑回了南韩，一般都认为他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爱人。车一赫也成为了朝鲜义勇军中唯一一个去了韩国的人（国民党那边的朝鲜义勇队，有很多人去了韩国）。
找到自己的爱人，车一赫见到了刚被释放出狱的恩师金成洙。在金成洙的引荐下，车一赫加入了由一帮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自由 社会 建设者联合会，这帮人虽然也都是持反日立场的独立斗士，但思想也都比较激进，和朴宪永等左翼人员不合。
加入联合会后，有仇必报的车一赫手持左轮手枪，在大街上找到了当年通缉他的日本侦探，这个日本人正好滞留朝鲜，等待分批回国。车一赫连开六枪将其击毙，横尸街头。这下，刚回国的车一赫就闯下了弥天大祸，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杀人，杀的还是得到美军庇护的日本人，于是车一赫遭到美国军政府通缉，不得不逃到三星集团在全罗北道全州市的一处工厂内，担任保安部长兼劳工事务部长，并改名为车一赫。由于帮三星集团成功肃清了工厂内闹事的左翼劳工组织，车一赫被吸收入了由原韩国光复军总司令池清天组织的大同青年团。
大同青年团是一个得到韩国李承晚政府暗中支持的右翼准军事组织，专门替军警教训不听话的左翼民众，甚至亲自操起屠刀滥杀无辜。朝鲜战争爆发后，韩国的左翼游击运动再次活跃起来，为了镇压游击队，1950年12月，经池青天及韩军将领宋成浩的推荐，车一赫被授予陆军上尉军衔，奉命指挥第18战斗警察大队。
战斗警察是美国顾问在原韩国国家警察的基础上组建的武装警察部队，火力更为强大，专门用于讨伐游击队。
由于战斗警察的指挥官大多系旧日军军官或是北方流亡分子，因此动辄对无辜平民和战俘大开杀戒，名声很不好。相比之下，车一赫就完全显得是一个另类，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日本人，不但和同僚格格不入，在参加饭局时从来不允许手下唱日本歌曲，也从不允许手下杀害俘获的游击队员。
因为曾长期在八路军指挥下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缘故，车一赫深知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争取民心上的重要性，于是他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自己部队的准则。朝鲜战争中的韩国破天荒地出现了一支讲军纪的警察部队。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下属：“游击战的胜负，关键在于争取民心，使敌人无法加以利用。” 因此在执行讨伐任务时，无论发生什么状况，车一赫都严禁手下对无辜平民施加任何暴行，并尽量将平民与游击队隔绝开，使其无以依靠。
车一赫同时总结道：“游击战依赖险要地形，与普通阵地战不同，先暴露行踪者先吃亏。”因此在讨伐游击队时，他不会漫无目的地搜山来暴露己方部队行踪，而是常埋伏在游击队可能会经过的道路旁，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为了调动游击队，他还会大胆启用由游击队俘虏组成的特殊小分队，来摧毁他们的藏身之所和后方仓库。
1950年12月27日，车一赫指挥受训才一周的第18战斗警察大队匆忙投入战斗，并首战告捷以伤亡8人代价打死42人、俘虏10人。在1951年1-3月的七宝发电厂保卫战中，车一赫指挥三个连的战斗警察顶住了2000名游击队员的围攻，并以伤亡35人的代价，打死72人、俘虏23人，事后第18大队被美国顾问评估为战斗力最强的战斗警察大队。
在这之后，作为全罗道的反游击战救火队，车一赫转战各地，连续击败金明焕指挥的游击兵团、南部军井邑部队、李相铉指挥的南部军主力，攻克被称为“莫斯科堡垒”的游击队蒲郡郡据点，总之是他走到哪里，当地游击队就会被连根拔起。指挥过车一赫的韩军第8师团长崔荣喜、第11师团长崔德新都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
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崔荣喜是在1944年于日本专修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日本陆军工兵学校的，次年任日本陆军工兵少尉，属于日军在战争末期紧急征召的那批人，没啥战斗经验。进入韩国陆军后，崔荣喜连游击队都没讨伐过，但因为他回国后在军事英语学校（即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成了韩国首批培养的110名军官之一，因此在1950年4月就出任第15联队联队长。10月，因为跟随白善烨“光复”汉城有功，出任第1师团副师团长。1950年12月，崔荣喜代替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惨败给42军的韩军第8师团师团长李成佳，出任第8师团师团长，可谓官运亨通。可是，李成佳被志愿军42军揍得找不到北，崔荣喜也没好到哪去。1951年2月的横城反击战，韩军第8师团被志愿军全歼，崔荣喜侥幸没有当俘虏。
崔德新来头要比崔荣喜大，他和车一赫一样，1936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是比车一赫早一期的同校同学。接下来崔德新的履历在韩军高级将领中就有点吓人了，他当过孙立人的新1军第38师的营长。不过他这个新1军的营长是唬人的，崔德新只不过是第38师新兵营营长，没有在缅甸打过仗。日本投降后，孙立人给了崔德新一个上校参谋的虚职，随后崔德新就率从投降日军中甄别出3000余名朝鲜裔士兵，回了南韩，后来出任韩军第11师团师团长，这个师团战斗力很差，只能打打游击队。
车一赫和崔德新学习期间资历相当，但车一赫毕业后就参加了淞沪会战，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后来又在八路军中参加了4年多的抗日斗争，虽然没法搞清他当时的职务，但他参加淞沪会战的经历，决定了他肯定不可能是一个普通队员。战斗经验，车一赫比崔德新丰富多了；至于崔荣喜，更是没法和车一赫比。因为八路军的经历，车一赫连韩国陆军都进不去，只能混在战斗警察部队，但军事水平却足够让两个韩军师团长开开眼了。（我们就不说方虎山、武亭这样的大佬了，朴孝三、李益星是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的正副支队长，后来都是人民军的师团长，而朝鲜战争初期韩军的那些师团长在他们两个面前完全是新兵蛋子，这也是朝鲜战争初期韩军不堪一击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51年冬，韩军名将白善烨对智异山游击队的大讨伐中，车一赫第18大队再立战功，宣称击毙1317人、俘虏375人。但受过去身份的限制，车一赫始终得不到提升，直到1953年5月15日，车一赫才被晋升为大领（即上校，有个读者向我提出，既然用韩军的编制师团、联队，那军衔建议也用韩国人自己的称呼大领、中领、少领），担任西南地区战斗警察第2联队长，并奉命追剿一直坚持在这里、已经陷入绝境的南部游击军司令部李相铉。
1953年9月18日，通过捕获李相铉的警卫员，车一赫锁定了李相铉的位置，并亲率搜索队在当晚11点的交火中将其击毙。当时有传言，李相铉是被来自后方自己人的子弹所击中牺牲，1990年车一赫的儿子出版了他父亲的回忆录，驳斥了这种说法。事后第2联队被授予三枚太极武功勋章，但车一赫却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一枚也没收到。
战争结束后，车一赫被任命为忠州警署署长，在职期间，他创办了忠州男子职业技术学院，帮助伤残军人及被释放的游击队俘虏获得一技之长好重返 社会 。但由于游击队已经基本失败，失去了利用价值的车一赫，因为曾多次对游击队俘虏网开一面，居然被李承晚当局认定是左翼分子，只是因为击毙了李相铉，他才得以保住性命，并被降职为一个没有实权的派出所长。
1958年8月9日星期六，车一赫和往常一样，在下班后带着家人去湖边游玩，结果在唱着《伏尔加之歌》潜入水中后却再也没浮上水面，据有关部门事后调查他是死于心脏麻痹。可是很多人不认同这一调查结论，因为车一赫水性很好，也从来没有过心脏病的前科，有人认为是自杀，原因则多半和仕途不顺、遭受政治打击、在左右阵营都不讨好等有关。有人认为不可能是自杀，是死于暗杀，因为车一赫对仕途看得并不重，但也缺乏证据。
车一赫死后，关于他的事迹就如同水蒸发一样不再有人提起，一直到几十年后，他的名字才再度流传开。先是1998年，因车一赫争取而被保存下来的华严寺在寺内为他立了一块碑，到2013年，他的遗体又被转移到韩国国家公墓保存，2005年韩国官方还发行了纪念车一赫的纪念邮票。到如今，车一赫的孙子是一名普通的戏剧导演，曾制作过关于他祖父的戏剧作品。
对于我们来说，车一赫虽然是朝鲜战争时期的韩国警察，镇压过游击队，但他从来没有和志愿军作战过，而且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做出过贡献。所以，车一赫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一个回到自己家乡的失散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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